九月末的夜风从水面吹来,带着一点凉意。坐下来整理笔记,窗外还有餐盘相碰的轻响和断续的人声。几天里走过的街道,忽然不再按行程表上的先后出现:里斯本的坡路接上了塞维利亚的窄巷,普拉多画中的目光,又与巴塞罗那展厅里的线条重叠起来。
这次和妻子、儿子一起出来,先到里斯本,再经马德里去塞维利亚,最后辗转来到巴塞罗那。途中有取消的航班、晚点的火车,也有坐定之后,终于不用再核对下一段时间的片刻。
前两篇随笔写了不少由宗教引出的思绪。这一篇想把目光放低一些,回到脚下的路、街角的门和展厅里具体的一张脸。有些事情在现场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,晚上翻看资料,才渐渐有了来历;还有一些,查明了年代和名称,仍然说不清为什么会喜欢。
里斯本:先记住脚下的石头
在里斯本,最先让人放慢脚步的是坡路。
那些细小的黑白石块,远看是平整的纹样,走近才发现,每一块都有自己的棱角和高低。被脚步磨亮的表面泛着光,鞋底踩上去,有时会轻轻滑一下。于是目光不自觉地从远处的屋顶收回来,先看清下一步落在哪里。
这种葡式碎石铺路叫作 Calçada Portuguesa。浅色石料通常是石灰石,深色部分则可能使用黑色石灰石或玄武岩;工匠逐块修整、嵌排,把普通路面铺成了几何、波浪或更复杂的图案。它是一种需要手艺和耐心的城市表面,损坏之后,也得一块一块补回去。里斯本旅游局的铺石路线介绍
阿尔法玛的巷子尤其容易让方向感失效。地图上相隔不远的两点,到了脚下,可能是一截陡坡、一段台阶,或者一条拐进去才发现还要继续上行的窄路。楼房挨得近,衣物从窗边晾出来,墙面有新刷的颜色,也有脱落之后露出的旧底。咖啡的焦香和食物的气味浮在街边,人的声音从看不见的转角传过来。
黄电车在这样的街道里很好看。车身窄,转弯时显得有些吃力,鲜亮的颜色被两边旧墙一衬,几乎天然就是一张明信片。不过,真正走在这里,留意的事情很快就会比明信片多:哪里能避开车流,哪里有台阶,哪一段阴影里可以稍作停留。
坡城的日常也因此有了一种立体感。同一条街上的门,可能通向不同的高度;一次上楼或一段公共通道,能把地图上的绕行缩短许多。游客沿着地名移动,熟悉城市的人沿着高差生活。仅仅是看懂这两种路线,就很有意思。
墙上的瓷砖则常常让脚步停下来。
Azulejo 很容易使中国游客产生亲近感,尤其是白底蓝纹的那一种。但葡萄牙瓷砖装饰的来路,比“欧洲模仿青花瓷”要宽得多。伊比利亚的伊斯兰装饰传统、后来传入的欧洲陶艺和不断变化的题材,共同塑造了这里的墙面。葡萄牙旅游局将当地瓷砖生产的兴起追溯至十五世纪末,蓝白瓷砖的盛期则在十八世纪。葡萄牙的瓷砖传统
知道这一点,再看墙面,便不急着把所有蓝色都认作同一种乡愁。有的是单块重复的小花,有的是连成一片的几何纹样,还有些把人物、风景和建筑铺成完整的故事。相邻的瓷砖偶尔对不齐,修补处的颜色深浅不一,釉面有细细的裂纹。相比一整面毫无损伤的装饰,这些接缝反而更耐看。
一座城市被装饰得如此细密,却仍然容许雨水、油烟和日常使用留下痕迹。里斯本的古老,很大一部分就藏在这种没有被完全收拾齐整的表面上。
贝伦:海洋被刻进石头
到了贝伦,视野忽然打开。
特茹河在这里已经很宽,水面把天空的亮色接过去。离开老城密集的坡路,人的视线终于可以不受阻挡地往远处伸。热罗尼莫斯修道院和贝伦塔,便处在这样一个面向河口、又让人不断想到海洋的位置。
修道院的石雕值得慢慢看。缆绳般盘绕的线条、繁复的植物形态,与拱券和柱身缠在一起,坚硬的石材竟显出一种柔韧。曼努埃尔式建筑延续着晚期哥特式的结构和装饰,又吸收航海与王权的象征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修道院与贝伦塔一并列入世界遗产,也特别指出它们与葡萄牙航海历史的联系。贝伦世界遗产说明
在这些细部前,很容易理解一种时代的自信:远航、贸易、财富和信仰,可以被凿成如此繁密的石头,长久地留在出发的地方。
但河口又有另一种气息。向外望去,水面没有纪念碑那样确定的边界。对今天的旅行者而言,远方通常意味着可以买到的机票和可以计算的返程;对从前站在这里的人,离开之后何时回来,甚至是否回来,未必有答案。
耳机里听阿马利娅·罗德里格斯的法朵时,这种距离感尤其鲜明。葡萄牙吉他的拨弦明亮,歌声却往低处沉。未必听懂每一个词,也能听出其中拖长的停顿,仿佛有些话说到一半,还要在胸口多留一会儿。
人们常用 saudade 谈论这种感情:思念、惆怅、眷恋,几个中文词都靠近它,又都没有完全贴合。把法朵想成等待水手归来的歌,当然很动人;它有据可循的近代历史,却更多展开在十九世纪里斯本的城市街区、酒馆与民众生活中。海洋是理解它的一扇窗,街道也是。法朵博物馆的历史介绍
我更愿意把当时听到的歌声,留在眼前这片河水旁边。未必要用一个词解释整个民族。只是有那么一会儿,声音、风和水面的亮光恰好合在一起,很难再拆开记忆。
马德里:街名里的作家,画布外的目光
从里斯本进入半岛内陆,马德里的尺度明显不同。宽阔的道路、广场和王宫,使城市显得更加舒展,也更有一种首都的仪态。
不过,它的历史并不从宫廷开始。九世纪的穆斯林聚落与防御设施,是马德里早期城市史的重要部分;直到1561年,腓力二世将宫廷迁来,它才逐渐成为王朝统治的中心。如今那些看起来理所当然的轴线与广场,背后也有漫长的生长过程。马德里城市历史
我们在这里只停留了一个晚上,行程排得密。王宫与几座美术馆留下了很强的印象,街上的住房抗议也同样留在记忆里。游客关心一座城市值得看什么,住在这里的人还要关心能否继续住下去。那天并不足以让我弄清一场争议的全部来龙去脉,但它让这座城市从画框和立面后面,显露出正在发生的生活。
文学区则把另一种时间保存进了街名。
塞万提斯与洛佩·德·维加都曾生活在这一带。读到他们的生平,再看那些不算宽阔的街道,很难不去想象:后来被编进文学史的人,当年也要出门、谋生、找住处,也有自己不愿见的人和不得不处理的琐事。
这里还有一个很容易记混的细节。塞万提斯最后居住的房屋旧址,在如今的塞万提斯街;洛佩·德·维加故居博物馆也在这条街上。而安葬塞万提斯的赤足三位一体女修道院,所在街道叫作洛佩·德·维加街。相比两位作家“互换故居街名”的漂亮故事,真实的地理关系略微绕一些,也更像一座长年累月形成的城市。塞万提斯故居旧址说明
走进普拉多,街上的声音退远了,目光开始被画面接管。
《宫娥》最奇妙的地方,是看着看着,自己也仿佛成了画中关系的一部分。小公主站在亮处,人物的视线朝不同方向伸展,委拉斯开兹从画架后看出来,远处的门又打开另一层空间。后墙镜中的国王与王后,使画外的位置变得格外暧昧:我们站在哪里?谁在看谁?一幅1656年的画,至今还能让观看发生轻微的摇晃。普拉多《宫娥》作品页
到了戈雅的“黑色绘画”前,感觉就不同了。
《农神吞噬其子》中,身体、眼睛和抓握的手,从黑暗里突出来。画面几乎没有让视线休息的地方。那些形体很难用“画得像不像”来衡量,先于解释抵达人的,是一种不舒服的、近乎本能的寒意。
这组作品原先画在戈雅“聋人庄园”的墙面上,后来才被转移到画布。《农神吞噬其子》的馆藏年代为1820至1823年。想到今天面对的画面,曾经属于一间私人住宅,观看便又多了一层距离:它首先进入的是画家自己的日常空间,许多年之后,才成为博物馆里不断被人走近的作品。普拉多《农神吞噬其子》作品页
我说不准其中每一处黑暗应该对应哪一段历史,也不愿把画家的晚年简化为几个心理词语。只是从《宫娥》走到这里,像从一间仍然讲究秩序的房间,走进了秩序已无法遮住什么的夜里。
塞维利亚:转过街角,又见一座教堂
真正让我反复翻资料的,还是塞维利亚。
王宫与大教堂当然震撼。但离开这些最著名的建筑,走进老城,另一种疑问慢慢浮出来:为什么教堂这么密?有时刚从一座钟楼下经过,绕过几条窄巷,又看见红砖墙、尖拱门和一小块向四周让开的空地。
最初只觉得这是宗教生活留下的密度。查下去才知道,教堂还曾经组织过城市本身。
1248年卡斯蒂利亚征服塞维利亚之后,基督教堂区逐渐成为城市重新编组的重要单位。Collación 同时带有宗教与行政的含义,居民的社区归属、登记和公共事务,都与这些空间相连。部分早期教堂利用了既有的清真寺,新的秩序因而叠在旧有街区之上。塞维利亚市出版的历史与遗产研究
于是,那些教堂的位置就不再显得偶然。它们曾是居民认路、相聚和处理事务的中心。岁月过去,功能有所改变,建筑还留在原地,替街区保存着旧的重心。
1356年的地震,又给许多建筑带来了损毁和后续重建。今天所见的哥特—穆德哈尔教堂,是这种长期改建的重要遗存;其中的修造并非同一年完成,更不是一场统一工程留下的整齐结果。塞维利亚穆德哈尔中心介绍
记住“哥特—穆德哈尔”这个名字之后,街上的细部忽然变得容易辨认。石质尖拱门强调向上的线条,砖墙则有一种沉稳的分量;塔身几何纹样细密,往往要站近一些才看得清。典型的空间里,木构屋顶与石砌的肋架拱顶各司其职,木头的温度和石头的重量并存。
这种建筑不太适合被想象成两种风格在某一天握手言和。政权更替、工匠技艺、当地材料、出资者的喜好,都可能参与其中。后来的人用一个名称把它们归在一起,站在现场,看到的仍然是一项项具体的做法:砖怎样排列,拱怎样起券,屋顶怎样落在墙上。
笔记里记下了圣卡塔利娜、圣马科斯、圣玛丽娜几个名字。它们不像大教堂那样一下子压住全部视野,需要从街道的尺度慢慢看。
圣马科斯的钟楼尤其适合辨认伊斯兰建筑传统留下的形式:砖饰在塔身上铺出网格,墙面因此有了细微的明暗起伏。至于某一段究竟沿用了多少早期构件,不能仅凭它“看起来像宣礼塔”就下结论。建筑的外观会继承前人的语言,构件却未必与那种语言同龄。
圣卡塔利娜还有一桩有趣的身世:它今天的哥特式门廊,来自圣卢西亚教堂,1930年才移装到这里。眼前看似天衣无缝的古老,也可能包含近代人的重新安置。门没有因为移动而失去年代,所在的位置却已经换了故事。塞维利亚官方教堂路线指南
至于圣玛丽娜,让我记住的是它近乎堡垒的轮廓。红砖、厚墙和门口的阴影,给人一种安静而结实的感觉。若说大教堂让人不断抬头,这些小教堂则让人愿意绕着走一圈,看看侧墙、塔基和它与邻近房屋的关系。
夕光落在红砖上时,纹样的阴影一点点变深。街巷没有因为建筑古老而停下来,行人仍旧从门前经过。那一刻,教堂的尺度终于从历史书里的几个世纪,回到了眼前几步路的距离。
钟楼与宫殿之间,时光没有分得那么整齐
回头再看吉拉尔达塔,就会留意到上下部分的差异。
它的主体来自十二世纪的宣礼塔,上部则在十六世纪增建了文艺复兴式钟楼。城市轮廓中最鲜明的标志之一,恰恰由不同信仰与时代的建筑共同构成。吉拉尔达塔的历史
王宫带来的错觉更强。初看那些繁复的几何装饰与阿拉伯文字,很容易把它们全部归入“摩尔人的宫殿”。但其中令人难忘的佩德罗一世宫,却是在基督教君主统治下营建的。征服改变了权力的归属,审美与手艺仍可能穿过新的边界,继续被使用。塞维利亚王宫官方导览
站在这样的建筑里,“谁取代了谁”仍是必要的历史问题,却不足以解释眼前全部的美。匠人如何工作,君主为何选择这种装饰,前代的形式怎样成为后代的财富,同样值得追问。
这几天看建筑,常常会在晚上把问题查得越来越远。一个花纹牵出安达卢斯,一座钟楼牵出王朝更替,再往前,便是阿拉伯语世界的翻译、数学与光学。最初只是想知道一扇门为什么长成这样,最后却打开了许多暂时读不完的书目。
我也发现,旅行中的历史很容易被讲得过于圆满:一次渡海就有一段决绝的演说,一次失国就有一句足以流传数百年的训诫。故事让人记得住,真实的年月却往往比故事含混。整理笔记时,我宁愿留下尚未弄清的空处。
街上的建筑已经足够丰富。它们并不急着把来历讲成一个首尾分明的寓言。
蒙锥克山:一张张开的嘴,与一根未完成的线
到了巴塞罗那,旅行的节奏终于又松下来一些。逛过波盖利亚市场,看过附近高迪的建筑,我们坐公交车去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,再走进米罗基金会美术馆。
从山上俯瞰城市,道路与屋顶向远处铺开。刚才还需要一段段辨认的路线,变成了更大图案中的细线。看完街道再看画,画中的空间似乎也容易松动一点。
在国家艺术博物馆的笔记里,冈萨雷斯与克拉拉被我记在了相邻的位置。两位雕塑家的作品,给人的感受几乎朝着相反方向走。
冈萨雷斯的《呐喊的蒙特塞拉特头像》,先让人注意到张开的嘴。面部被拉紧,表面粗粝,光线落上去不能平滑地走完,而是在凹凸之间被一再打断。没有声音,却很难不感到那是在呼喊。
“蒙特塞拉特”是他反复处理的主题,与战争中的女性、痛苦和抗议相连。1937年参加巴黎世博会西班牙共和国馆展出的《蒙特塞拉特》,与后来这一呐喊头像属于同一创作脉络,却不是同一件作品。博物馆说明,后来的头像先以石膏塑成,青铜铸造是在艺术家去世之后完成的。国家艺术博物馆对“蒙特塞拉特”主题的介绍
与之相比,克拉拉《青春》所带来的,是形体缓缓收拢后的安定。我的笔记把它与“平衡”连在一起:不强调某个突出的动作,人的体量本身便能留住目光。博物馆馆藏中的同名石雕作于1928年;相比给它附上一整套流派解释,我更愿意记住观看时那种从紧张转向舒展的差别。《青春》馆藏资料
米罗基金会美术馆又换了一种语气。
白色墙面、自然光和庭院,使看展不必一直保持绷紧的注意力。作品之间的空隙,也参与了观看。后来读到基金会的介绍,才知道米罗与建筑师塞尔特在规划时,就希望保留让人休息、消化观看经验的空间。那些暂时没有作品的地方,也是美术馆的一部分。米罗基金会的建筑与展陈说明
《死囚的希望》三联画最让我停留。
大片浅色底上,黑线弯曲、延伸,又在某处中断;色块不多,却很难忽视。它没有把牢房、人物或行刑现场直接画出来。看着线条走到断处,心里会自然生出一种悬而未决的感觉。
作品与1974年遭佛朗哥政权处决的萨尔瓦多·普伊格·安蒂克联系在一起。不过,这并不是事件发生之后才起意绘制的一组纪念画:基金会作品目录所录的画背日期是当年2月9日,创作早于3月的处决。知道这层先后关系,画中的等待便显得更沉重。《死囚的希望》作品目录
我不想把每一种颜色都固定成一个含义。红色必须是什么,蓝色必须是什么,一旦逐一配好答案,画面反而变小了。对我来说,留在记忆里的首先是线条:它还可以往哪里走,又为什么停在那里。
《1968年五月》则热烈得多。黑色的痕迹、手印和鲜亮色彩铺在画面上,动作感几乎扑面而来。作品从1968年延续创作到1973年,回应巴黎五月事件,也保存了米罗对年轻抗议者的关注。一个已经年长的艺术家,仍然愿意让手掌、泼洒和身体动作进入绘画,这一点很动人。作品年代与媒介、基金会对手印与创作方式的说明
另一些作品里,字母、数字、短句和有机形状散落在纸面上。我起初习惯性地想把它们读成文字,后来才注意到,一个字母也有重量,有边缘,会与旁边的一小块红色形成距离。语言暂时松开了原有的职责,变成了可以观看的东西。
粗织物上的颜色又是另一种触感。颜料没有完全盖住底子的纹理,纤维与痕迹一起留在眼前。狭长画面里的圆形、细线和下垂的色块,则使视线随着它们慢慢移动。我会联想到书法和卷轴,也知道这首先是自己的观看联想,不必急着替每一根线认定出处。
从普拉多走到这里,绘画似乎逐渐把许多东西放下了:宫廷的房间、人物的衣饰、明确的远近关系。可画面并没有因此变轻。到最后,一根线、一块颜色、一张张开的嘴,仍然足以让人站很久。
海边,记下还没有散去的颜色
离开美术馆,再乘缆车来到海边,眼睛需要一点时间,才能从展厅的距离适应开阔的水面。
这几天看到的东西太多,暂时还排不成一段完整的叙述。里斯本墙上的蓝,塞维利亚的砖红,戈雅画里的黑,米罗画面上孤零零的一点颜色,都各自留着位置。有些历史已经记混,某一面墙的光却记得很清楚。
平日里,许多事情需要尽快得出结论。代码要运行,问题要定位,讨论最终要落到一个决定。走在这些城市里,依然会忍不住查资料、辨年代、追问原因;只是查到后来,也渐渐能够接受,有些东西今天还没有看懂。
回去之后,应该还会想起塞维利亚那几座没有讲完身世的教堂,也会想找时间再读一点戈雅和米罗。至于那些关于工作、时间和以后怎样生活的问题,先留在笔记里,不急着借一趟旅行替自己定案。
此刻,妻子和儿子与我在同一段旅程中。路已经走了不少,后面还有没有看过的街道。把电脑合上,今天便暂时记到这里。
里斯本的石路留在鞋底的记忆里,塞维利亚的钟楼还在抬头时的视线中。再过些日子,许多名字大概会淡下去;我希望这些颜色,能够多留一会儿。
附记:旅途中提到的书与画
把原始笔记和正文里提到的作品放在这里,留作日后重读、找图的索引。链接优先采用博物馆、图书馆和作品档案;其中也有查资料时延伸读到的作品,并不都代表这次在现场看过。中文译名可能因版本而异,附上原文名称,查找起来更方便。
著作与阅读线索
- 米格尔·德·塞万提斯:《堂吉诃德》(Don Quijote de la Mancha)。从马德里文学区的街名与作家故居,回到小说本身。塞万提斯虚拟图书馆提供西班牙语在线正文及不同版本的阅读入口。
- 洛佩·德·维加:戏剧与诗歌作品目录。原始笔记谈到了他与塞万提斯的生活际遇,没有指定某一部剧作。这里保留塞万提斯虚拟图书馆的洛佩作品目录,供之后顺着文学区的见闻继续阅读。
- 花拉子密:《还原与对消计算概要》(Kitāb al-jabr wa-l-muqābala,中文亦有其他译名)。这是原始笔记里“代数学”所对应的具体著作。可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数字化版本与书目说明了解其中关于计算、继承与测量的应用;链接展示的是后世刊本,并非九世纪原稿。
- 伊本·海什木:《光学书》(Kitāb al-Manāẓir,Book of Optics)。对应原始笔记中关于视觉、光与实验的线索。这里链接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《信使》对其科学方法的介绍,作为导读,并非全书译本。
原始笔记还提到了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,但没有涉及具体篇目,因此暂不补列书名,免得把一份行旅索引扩展成泛泛的哲学书单。
绘画、雕塑与作品图像
| 作者与作品 | 年代与辨认线索 | 图像及参考 |
|---|---|---|
| 委拉斯开兹:《宫娥》(Las meninas) | 1656年。画架后的画家、后墙的镜子与远处的门,共同构成正文所写的观看关系。 | 普拉多作品页与高清图像 |
| 戈雅:《农神吞噬其子》(馆藏题名 Saturno)及“黑色绘画” | 1820—1823年。原为住宅壁画,后转移到画布;作品页也列有同组的其他画作。 | 普拉多作品页及系列信息 |
| 毕加索:《格尔尼卡》(Guernica) | 1937年。原始笔记用它交代巴黎世博会西班牙共和国馆的历史背景;此处作为相关作品补录。 | 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“重新思考格尔尼卡”档案、1937年共和国馆资料 |
| 胡利奥·冈萨雷斯:《蒙特塞拉特》(La Montserrat)与《呐喊的蒙特塞拉特头像》(Cap de la Montserrat cridant) | 两件作品需要区分:1937年参展的是《蒙特塞拉特》;呐喊头像属于后续创作,先塑成石膏,艺术家去世后铸造。 | MNAC对该主题、相关素描与头像的介绍 |
| 约瑟夫·克拉拉:《青春》(Joventut) | MNAC所链接的同名馆藏为1928年的石雕。以馆藏编号090019-000辨认,避免与同名作品或其他版本混淆。 | MNAC作品页与图像 |
| 胡安·米罗:《死囚的希望》三联画(L’Espoir du condamné à mort I, II, III) | 1974年。三幅作品的目录均记录画背日期为2月9日;观看时可对照各幅的线条、色块和留白,不必预先给每种颜色指定含义。 | 基金会作品目录:第一幅、第二幅、第三幅 |
| 胡安·米罗:《1968年五月》(Mai 1968) | 创作时间为1968年5月至1973年12月。原始笔记中的“五月三十七日”为误记,在此统一订正。 | 基金会作品页 |
| 胡安·米罗:《图画—诗:爱我的黑发女子之幸福》(Peinture-poème [Bonheur d’aimer ma brune],中文暂译) | 1925年。对应原始笔记里的《爱我深发女郎的幸福》,可对照画中的手写文字与形状。它有公开拍卖记录,此处仅作作品参考,不据此判断这次展览中的借展或展出情况。 | 佳士得作品图像与著录、苏富比2013年作品记录 |
原始笔记中的字母“A/B”拼贴、粗黄麻布绘画和立轴式构图,目前还不能仅凭文字描述逐一确认题名,先保留为观看笔记。也有一个材料名称值得记下:Masonite 指硬质纤维板,不宜直接写成“棕色硬纸板”。待以后对照现场照片或展签,再把这些作品补进索引。